中新網3月31日電 日本《新華僑報》31日文章指出,對中國人而言,除了表示干支紀年,甲午一詞更承載了中華民族曾經的榮辱興衰。作為正在崛起的大國,具備成熟的國民心態,本是題中應有之意;其突出表現,莫過於態度上的坦誠和坦然。如此而言,中國紀念甲午歷史,應避免由此陷入仇恨日本、對其全盤否定的弊端。
  文章摘編如下:
  甲午戰爭結束後簽訂的《馬關條約》,不僅大大加深了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化半封建程度,造成了空前嚴重的民族危機,中日格局發生逆轉,日強中弱的局面出現,也是從此開始的。
  1972年中日邦交恢復正常化後,兩國關係在八九十年代一度處於蜜月期,但21世紀初,小泉的參拜行徑導致了不和諧音的出現。雖然破冰之旅一度讓緊張的態勢有所緩解,2013年底安倍的拜鬼之行,還是使2012年9月以來陷入冰點的中日關係雪上加霜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,安倍“親手關閉了與中國對話的大門”。
  如此種種,無不凸顯了在2014年這一本世紀首個甲午年紀念歷史的重要意義。若註意到當今的中國青年人成長在和平年代,理解那段塵封的歷史難免存在隔膜,如何更好地紀念,仍然不失探討的價值。
  首先,紀念甲午歷史,充分瞭解史實是必不可少的基礎。
  對於發生在1894年的戰事,中國稱為甲午戰爭,日本稱為日清戰爭。通過敘述口吻,原本不難判斷發言者的立場,但略加留意不難發現,在中國,使用“甲午日清戰爭”等說法、顛倒事件發生順序等,並非個別現象。其折射出的,恰恰是民眾對史實所知有限,甚至存在誤讀。因而,紀念歷史,應當從普及基本的史實做起。
  史實,即歷史的本來面目。觀點、結論是一以貫之的脈絡,史實則是其上一顆顆閃耀的珠子。掌握充足的史實,有助於加深對一段時期內歷史的瞭解,進而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定結論。為避免重蹈覆轍,深刻反省,歸納、總結出可資借鑒之處,積極意義自不待言,而這些內容由領域內的行家給出,可信度、說服力都得以確保。但是,史實的選擇往往因論證的需要而有所取捨,僅僅熟悉用於支撐論點的史實,難免失之於片面。為此,公佈、披露更多的細節,並非無用之舉。
  其次,紀念甲午歷史,應該長期化、固定化,成為全民族共同的持續行為。
  1894年距今已過去120周年,日本軍國主義死灰復燃,固然是中國紀念甲午歷史的時代背景,但隨著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年年初設立“雙日”,對甲午歷史的緬懷,不應僅僅是一時之舉,而需要被固定下來。
  縱觀中日近代關係史,1931、1937、1945俱為不應遺忘的年份。“九一八事變”拉開了日本侵華的序幕,6年後的“七七事變”標志著日本全面侵華的開始,1945年的8月15日,日本宣佈投降,並於同年9月2日正式簽署無條件投降書。但如前所述,中日格局的扭轉始自甲午戰爭,也正是伴隨這一變化,日本的對華心態發生了轉變。由是,紀念甲午歷史並使這一行為長期化、固定化,有利於追本溯源,以此為開端觀照1894年以來半個世紀的歷史,更能夠形成清晰、明確的認識。
  再次,紀念甲午歷史,目的在於以史為鑒,放眼未來。
  於1937年春投入拍攝的電影《關山萬里》,插曲《長城謠》唱到:“沒齒難忘仇和恨。”的確,一個民族牢記曾經遭受的深重苦難,能夠從中獲得奮發的動力,但是,心態完全為仇恨所占據,難免導致短視,並且加重前行的負擔。
  客觀而言,要求中國人不受情感因素左右,冷靜地看待日本,存在相當的難度。但是,作為正在崛起的大國,具備成熟的國民心態,本是題中應有之意;其突出表現,莫過於態度上的坦誠和坦然。如此而言,中國紀念甲午歷史,應避免由此陷入仇恨日本、對其全盤否定的弊端。(李喆)  (原標題:日本華媒:中國應怎樣紀念甲午歷史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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